丁璐:电影叙事的传统戏剧结构
星期六, 09月 4th, 2010何谓电影的创意?在学习电影阶段很容易没学好走就想飞,将心思放在故事结构,想着模仿《cash back》,《pulp fiction》,再不齐至少也要像是日本《世界奇妙物语》里异想天开的故事吧。就在我们抓破脑袋想这些创意的时候,大部分的电影人还是在老老实实的用最传统的戏剧结构讲出精彩的故事。
徐克的电影常以“奇”“怪”闻名,但深究起来他的影片却是都是最严格按照开端,发展,高潮,结尾来进行的。在结构的每个阶段处理方式的一些共性形成了徐克电影叙事的独特个性和语言魅力
【影片分析】
(一)、开场:确立全知的叙述视角引导想像空间
通过画外音对历史背景的介绍,画面内标志性地理环境,人文风貌的展示,以及连续发生的情节动作,徐克快速的勾勒出全景式的故事空间,将观众置于纵览全局的位置。
在《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Swordsman 2)中,整部影片的故事内容范围都牵涉极广。一开始就述说倭寇的起源以及明朝抗击倭寇的历史。紧接着介绍日月神教与令狐冲所率的华山弟子两派,情节紧紧围绕着流亡的日本武士企图联合东方不败造反称帝的事件展开,并提到政治事件,包括戚继光抵抗倭寇有方却遭朝廷放逐,客死他乡。如此,从影片开场,叙事空间就为观众就划出广阔的认知范围。因而当东方不败自宫练习葵花宝典欲图为苗人打下天下时,观众就能预知角色人物无法预期的效果。这种全知视角的叙述犹如告知观众一枚定时炸弹的存在,故事中的人物却被蒙在鼓里,因此角色的反应,命运以及人物关系的发展就更加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就像希区柯克对于这种非限制型叙述的分析:“观众(我们)的认知范围可以制造悬疑效果”
徐克的所有作品都如《笑傲江湖》一样呈现不受限制的全知叙述视角。但仍有许多评论把《蝶变》这部带有角色旁白的影片认为是以书生方红叶的视角展开的故事,因而诟病《蝶变》的结局没有章法——在方红叶离开沈家堡后仍在讲述三方势力的恶战。但是《蝶变》的开场——方红叶出场到十二路风烟进驻沈家堡前这一段就已说明全知视角的建立。影片开场共交代了四个事件:第一个是方红叶的旁白讲述了武林的一段历史;第二个是印刷厂的老板被杀;第三个是伪造方红叶笔迹的书中讲述了蝴蝶杀人事件;第四个是沈家堡因为杀人蝴蝶向十二路风烟求救。情节不断的从一个角色的观点跳到另一个角色,提供不同的故事信息。 方红叶与他的旁白只是众多提供故事信息的工具之一。如果仅从方红叶的视角出法,观众就看不到开场中印刷厂内发生的残忍一幕,书中虚构的蝴蝶杀人事件,十二路风烟对于进驻沈家堡的真正意图等展现江湖末世腥风血雨,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的细节描写。 所以方红叶并不是故事的主线,当他离开沈家堡后各方势力依然为了称霸武林而厮杀。 《蝶变》通过全知视角的建立引发观众把人物命运与社会命运结合起来,通过全景式地纵览表层银幕空间所制造的绝望困局,将深层想象空间导向对人性困境的思考。
而这也正是徐克的目的,通过全知视角的构建,引导观众的想象空间形成和创作者预期相一致的思考和回味。
(二)、发展:空间变奏强调戏剧发展
尽管徐克电影的题材风格多变,但其中的角色与行动都可以概括为“寻找者”与“躲藏者”二元,并随着剧情发展二者关系出现演变,建构出文本的浅层与内在的意义机构。而相同场景在戏剧发展中反复出现,并利用空间内造型元素的变奏,营造同一空间在情节发展中不同呈现方式,以此来展示人物在捉与藏身份置换的不同阶段。这种手法在徐克电影的发展段落被大量运用,成为徐克空间叙事系统化的风格之一。
在电影《刀马旦》(Peking Opera Blues)中,三个女性从不被社会信任的“躲藏者”角色——曹云的男性打扮,小红想靠美色发财,白妞被禁止登台,到由于男性同伴被捕而临危受命,作为“寻找者”合力完成使命。徐克通过同一场景中三场室内戏的造型变奏,来揭示这种身份的转换,并反映了人物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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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红为躲避恶人、曹云为寻找文件在督军府内偶遇。冷色调的月光隐去空间中的众多细节,制造了秘密的气氛,表现了两人各怀不可告人的目的,通过月光、窗帘、屏障、门等有具有封闭、隔绝意味的造型元素制造隐匿的空间突出两人同为“躲藏者”的身份。而两人间是发现秘密后相互制约的关系。

2.曹云将被戏班取笑的白妞,与无家可归的小红接回督军府中喝酒谈天。通过壁炉的火光,酒杯、同色系的睡裙,丝绸的质感营造出人物关系间亲密气氛。空间的柔和感烘托了三个角色卸下防备,展现出温柔,美丽的女性特质的一面。但是封闭空间此时的私密性也反衬出三人“躲藏者”的身份。

3.小红利用自己的美色诱杀了督军,救下曹云。曹云运用计谋骗过把守门外的军队,将白妞带入房中。三人聚集房间,通过窗户出逃。此时阳光从外照入,成为主光源,强调了画外空间中窗户的存在,导演第一次在三人共处的空间中营造出自由、开阔、明朗的意象。一反之前不可告人或是私密的空间氛围,揭示出三人由“躲藏者”身份转化为“寻找者”,也标志着三人间革命战友式人物关系的形成。
可见,同一空间在影片中反复出现,通过变奏提示观众戏剧发展的不同阶段不仅构成了系统化的空间叙事风格。
(三)、高潮:形式化空间内将冲突推向极致
徐克习惯于在高潮段落中将所有矛盾,人物汇聚于同一场景内集中性地处理贯穿全片的各事件的因果,制造最高度的紧张和悬疑效果。而在空间场景内通过形状、色彩、结构的关系所形成的形式特征制造电影空间的感染力。以形式感极强的空间烘托戏剧的高潮。
在《刀》(The Blade)中,高潮戏被安排在刀场中,马贼与刀场的帮派冲突,飞龙与马贼的利益关系,定安与刀场的亲情、友情关系,定安与飞龙的杀父之仇的同时并置于刀场展开。刀场内处处陈列着各式各样的刀具(如图4.3.1),矗立着密密麻麻的竹竿(图4.3.2),地里埋着捕狼器(图4.3.3),从数量、位置排列上形成一种极致的形式美感,让观众感受到强烈的不安气氛。

图4.3.1,刀具的排列形成一种栅栏式效果,预示着刀场内的所有人物将做困兽之斗,制造无法逃脱的形式感。

图4.3.2,竹竿的排列与刀具的排列的相似性,使得空间感觉具有连贯性。

图4.3.3,画面内线条和几何形状的组合将双方对决符号化,刀,竹子的相似形状代表的刀场和定安一方,与锯齿和半圆代表的飞龙一方区别开来。
马贼所穿的白色衣服,如同张彻在他的作品中,一贯使用白衣来反衬杀戮的血腥感,与刀场弟子在毫无战斗准备下赤裸着上身形成鲜明的对比。飞龙满身的图腾(图4.3.4 ),又呈现了另一个极致,借助衣着、色彩将几派人物进行划分,形式化的标注他们的力量感,暗示着大鱼吃小鱼的扫荡式杀戮。

图4.3.4,马贼和刀场的拼杀,招招到肉,刀刀见血的效果被白衣和赤裸的皮肤醒目地放大,令人目不暇接。

图4.3.5,飞龙露出满身图腾,复杂的形状直接标志人物强势的力量
这种形式结构使得戏剧动作,演员表演被“表现式放大”。如定安与飞龙的终极决斗,成排的竹竿隔离出他们决斗的场所,定安几次被飞龙逼到竹竿中,又几番利用竹竿作掩护反击,竹竿在此成了定安一次次失败、再战的标志,所以当最后定安杀死飞龙时,观众已感受到他是拼尽了毕身的武功绝学和气力。
可以看出,虽然高潮段落中将空间的形式美感推向极致,但是徐克也非常注重“从真实的元素中寻找令人振奋的东西……我要证明的就是动作打出来之后拥有说服力的。”因而在徐克电影里,任何一场高潮段落的空间设计都不仅仅是从美学角度考虑,而是兼顾了叙事的合理性,空间的形式感不会突兀、凌厉,完全凌驾于故事之上,而是巧妙地圆融在故事和思想里,显得相得益彰、相互映衬。使得高潮段落兼具形式上的极致美感与叙事上冲突的极致化处理,通过高强度地刺激观者的视觉神经来制造高潮的冲击力,使得场面效果强于叙事结构中的任何一环。
(四)、结尾:半开放的空间展现开放式的结局
在徐克的电影中,除了为贺岁与公益制作的电影刻意追求在形式圆满中带给观众满足的情绪,其它的影片虽然在情节上不断制造令人期待的因果关系,但是在结尾都没有果决地去解决它,这样的结尾被定义为“开放式”,即最后结局让我们觉得故事情节是悬而未决的,我们的反应比起看有清楚结局的电影显得较不确定。但这样的形式鼓励我们去想象接下来会发生的事,并思考其他让我们的期待情绪得意满足的可能结局。
而徐克常常选择那些中和了封闭空间的压抑与开放空间的明朗性质的半开放场景来展现这种开放式的结局。如《上海之夜》的片尾,结局的场景选择了开动的火车,马路上巨大的广告牌:Do-re-mi与舒姐的爱情关系随着火车南下,邓仔在巨大的广告牌下被初次进城的女孩拦住问路,女孩一如当年的自己。火车的运动在空间中强调着时间的流逝,述说着命运无常;而巨大广告牌在车水马龙的街头又强调着时间的定格,述说着宿命论。空间影像化的呈现了结局的不确定性,以及深刻的矛盾。
开放式的结局与开场中展现全知视角相呼应,体现了徐克希望借助电影空间与观众进行影像体悟的交流,虽刻意引导观影模式,制造情感\情绪效果,但最终目的在引发观者对于社会、人性等方面的深层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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