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学校不能教会的？——为什么需要全球化教育？
星期日, 11月 30th, 2008“一名作家如果想求生存谋发展，不仅仅是跟随情感将字句放在一起，他的内在思维一定要是有机的。”
——马克西•伦纳, 美国著名作家
什么是学校不能教的？
1974年当一年级的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应用数学课的课堂后排打瞌睡时，任课教授并没有大声地把他喝醒。盖兹的老师，后来成为哈佛本科生院院长的 哈里•刘易斯在书中写道，他感觉到盖茨一定昨晚通宵忙着比课堂问题更重要的事情。因为盖茨在学期一开始，便在课堂上显示了他不一般的才华。在学期一开始， 刘易斯在课堂上给所有学生展示了一道看似容易实则极具挑战的数学难题：
煎薄饼的厨子出锅时马虎大意，没有按照薄饼的大小排好层次。为了美观，端盘子的伙计需要在上菜的路上用夹子将饼理顺。伙计每次夹住一到多张饼，翻过来叠回到上面，重复这个步骤直到所有薄饼从小到大依次自上向下排好。请问：假如有n张饼，伙计最多需要翻多少次才能将薄饼排成合理次序？
刘易斯当时并不知道答案，几天后盖茨带着答案找上了门。后来围绕这个问题，盖茨与另一位指导教师合作将成果在数学专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1]。刘易斯在书中写道，后来知道盖茨在课堂打瞌睡的前夜，他正在忙于编写微软的第一个软件产品。不到二年级结束，盖茨便从哈佛退学前往新墨西哥州开始了微软的创业。
1972年秋天，刚刚入学一年级的史蒂夫•乔布斯，苹果电脑公司的创始人现任 CEO，已经觉得花了大力气说服自己的领养父母掏出高学费来读的里德学院(Reed College)完全没法与自己对东方神灵的追求相比。第一个学期的差成绩让他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退学讨还学费。然而，乔布斯却没有离开学校。已经退还宿舍床位的乔布斯，周转于同学们临时空下来的床位，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在里德学院里旁听着课。里德学院当时的本科生院长杜德曼并没有将这个不付钱的学生踢出校园。相反才进校半年，成绩极差的乔布斯已经与院长杜德曼成为了好朋友。乔布斯怎么那么有招？杜德曼的解释是：“史蒂夫有着强烈的求知欲，这很吸引人，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空洞的说法，他拒绝被动接收真相，他需要自己亲自验证一切。” 在里德学院，乔布斯碰巧溜进一堂关于美术字体的课程。从这开始，他改变了世界。12年后，当苹果电脑推出世界第一个商用图形化界面个人电脑时，人们发现这台用鼠标指挥的电脑不仅好用，其显示出来的字体充满了一种电脑上从未有过的美感。1974年离开了里德学院的乔布斯，经历了大半年在印度的“精神之旅”之后， 开始了在加利福尼亚硅谷车库里的创业。
1965年，在加利福尼亚硅谷圣荷西电影院正排队等候入场的斯蒂芬•斯皮尔博格，看见了远处飞奔而来的父亲。这时，19岁的斯皮尔伯格已经是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业余电影人。他很满足于自制电影挣些小钱。然而，正当他准备入场观看“影坛怪杰”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奇怪爱博士》时，父亲给他送来了参加越战的征兵通知。斯皮尔伯格不得不赶紧找一所电影学院去躲过这场厄运，顺便接受正规的电影教育。很差的中学成绩让他分别被加州最好的两所电影学院拒绝：南加州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这位未来好莱坞的大才子不得不屈就于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两年之内，斯皮尔伯格就在电影业中留下自己的烙印——凭借一部25分钟、只有两个人物、没有一句对白的剧情片《流浪》，赢得了一张好莱坞的入场券——6年7部电视剧的导演合同。很自然，他长滩分校的学业没能完成。
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斯皮尔伯格这几位人物的共同之处在什么地方？像他们一样的亿万富翁中途退学者还有很多很多，英国维京集团创始人理查德 •布兰森，美国企业并购大亨卡尔•艾坎(Carl Icahn)，美国戴尔电脑公司创始人迈克•戴尔，微软的另一创始人保罗•艾伦等等，难道他们就如此聪明绝顶，不需要教育，不需要学校，让我们普通人相形见拙吗？
哈佛本科生院院长刘易斯在书中提到，一位普林斯顿的教授朋友时常调侃，因为哈佛最成功的学生之一是一名中途退学者（比尔·盖茨），证明了这样的理论——哈佛教育对人才培养的增值为负数。“为负数”？将这个理论告诉又一位哈佛大学培养出来的平民起家的杰出人士，下一任美国总统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
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斯皮尔伯格，加上奥巴马的故事，说明这么一点——教育、优质教育、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在全球化时代显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改变人生，与此同时，任何的学校教育都不能摆脱这么一个事实，有一些东西学校依然无法教授，那就是创意和创新。斯皮尔伯格说过，“创意只能通过自学 ”。
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空前高涨，20年前每四个美国人中有一个大学生，而中国每一百个人中只有四个大学生。如今，超过40%的美国高中毕业生走进大学，这个所谓的大学毛入学率指标在中国也达到了25%以上。用搞高等教育研究的行话，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时代。然而，每个人都应该心存一种有好处的怀疑——大学能教会我们的东西到底有多少，还有多少东西学校无法传授？比尔·盖茨如此绝顶聪明的人，呆在世界上最好的学校都有可能“大脑受损 ”? 我们每个普通学子呢？
至少有一点，当创意的火花擦亮，机会就摆在眼前时，继续学业无疑成了一种经济学里所讲的“机会成本”。这就是为什么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斯皮尔伯格选择辍学的直接原因。与他们同行的人还有很多很多，在斯坦福大学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而很不情愿辍学去创立Google公司的塞吉•布林和拉里•佩奇，到 Yahoo公司的创始人杨致远。
然而让这些创意人士辍学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在年纪轻轻时就找到了能让他们内心说出“就是它了”的创意。而在这个基于创意的全球化知识型经济中，我们中间很多人还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大想法”，而我们的学校几乎可以说一点忙都帮不上！
这不是学校的错！
说学校一点忙都帮不上，并不是指这是学校的错，因为现在的学校并不是按照培养创意人才的模子生成的。今天的学校基本上是工业时代的产物，他们的目的是大规模地、将成千上万的年轻一代培养成能够适配进工业这部大机器里的人。用《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文·托夫勒的话讲，“标准化”、“一体化”、“中央化”、“强调纪律性”这些工业时代的基本机理主导了大规模教育体制下的学校。小学、中学和大学都无一例外。 这些机理放在一起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我们中国拥挤的中小学校都喜欢乖学生，因为他们像戴手套一样与“标准化”相吻合，降低了所有人的眼前成本——老师好管、学生省事、家长省心。但是问题在于，这样取向的学校与培养创意人才所需要的“不拘一格”、“个性发展”、“发散思维”、“Think out of the box”——“跳出方盒的思维”可谓大相庭径。
除此之外，创意的培养还有另外一个难题，它同样不是学校的错，它与知识的本性有关。问题在于，创意能不能从一个有创意的人传到下一个想学习创意的人？假如智慧、知识和信息可以向从互联网下载东西一样下载进人脑，上面这个问题就不存在。正是因为人类连乘法表这样的简单智能都不能下载进人脑，所以才需要学校，需要老师。但就算这样，学校也不是所有东西都能教的。
到底什么东西学校能教，什么东西学校不能教？就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横跨一下我们比较熟悉的几个学科种类，来看一看不同的情形。
我们的第一站是，我的本行物理学。毋庸置疑，爱因斯坦是一位很有创意的人。他的相对论的发明堪称“Think out of the box”——“跳出方盒的思维”的典范。感性趣的读者不妨看一看记录片《E=mc2——改变世界的方程式：相对论的故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故然高深，但只要能用数学方程式和物理画面表达叙述，后人们便能全部明白，验证其结果并基于此推演。对于爱因斯坦没有完整表达出来的物理思想呢，根据读过爱因斯坦未发表手稿的人们说，“它们基本上是废纸”——《物理面对的问题》李•斯莫林(Lee Smolin)。在这些手稿中是否隐含着爱因斯坦最灿烂的思想，人们不得而知。
物理学是一门优雅的理论，我们整个宇宙几乎所有的运动规律都可以从简单的物理基本假设开始，通过数学推演出来。这就是多年前为什么我选择物理作为我的第一职业的原因，因为我不用死记硬背任何东西。任何人都可以在学校的环境中学会物理学，只是时间快慢而已。当然，在物理学里要完成有意义的劳动，一个人需要在本科加上研究生的短短十年内学完从基础知识到最前沿的物理课题的所有知识。只有达到了前沿的知识水平，才可以开始从事物理学的研究。
很显然，一门学科的知识能否被传授，它是否存在严谨、明晰可供实验验证的理论是一个关键。是否拥有严谨理论的极端例子就是我们的第二站：数学，数学本身就是一门语言。在数学里面，所有的知识与思想都可以用数学公式清晰地不带歧义地表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数学不仅能教，更能被自学。这就是为什么数学领域里有华罗庚和陈景润？他们没有世界一流的导师，却能做出世界最前沿的成果。
但是，数学对学习者来说的弊端就是，纯纯粹粹的脑力远比创意要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在数学里，在年轻时获得成功——解决数学上没有解决的难题，不仅重要，而且是这个领域里做出有价值的劳动的唯一途径。这也是为什么数学领域的最高奖项菲利茨(Fields Medal)奖只授予40岁前的数学家。数学从业的逻辑很简单，年月和经验并不能增加解决数学难题所需要的赤裸的脑力，假如不能在40岁前做出贡献，也就不用再麻烦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克林顿时期的前财政部长，新任奥巴马政府的首席经济学顾问劳伦斯•萨穆斯(Lawrence Summers)身上拥有那么多的聪明基因（他的父母双方各有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哥哥。请大家记住劳伦斯•萨穆斯，他在“全球化教育”中有着重要的角色),他在见识过自己麻省理工大学同学中的数学天才后，主动放弃了数学，而改学经济学。
从物理数学这些“硬科学”，到我们的第三站：经济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社会学科一起，经济学被称为“软科学”。因为，这些学科的所谓理论做不到像数学、物理那样的严格被验证。接触过这些学科的人都知道，这些学科的知识从智力上并不如抽象的数学、物理那么具有挑战性，但要在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上得到突破，要的不仅是脑力，更多的是创意。因为，软科学里面新理论的提出，往往是基于感观(Perception)和洞察(Insights)。经济学里的“大想法(Big Ideas)”, 诸如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斯蒂格利茨的“信息不对称”（假如你不熟悉这两个例子，不用担心，我后面的博文会再提到它们）并不来自于大脑的运算神经元，而来自天眼般的灵感洞察。感观力(Perception)和洞察力(Insights)这些素质和创意一样，学校并不知道如何去培养，老师并不懂得如何去传授。这并不是说，亚当•斯密和斯蒂格利茨内心并不知道自己怎么产生这些大想法，而是他们无法言状这些方法和思路。有些知识是无法言传的，如何产生创意就在其中。
匈牙利裔英国哲学家迈克•波兰尼发明了这个概念：“内隐知识(Tacit Knowledge)”来描述一些无法轻易从一个人传递给另外一个人的知识。确实，这不是学校的错，不是老师的错。
理解这一点，也就可以理解在“内隐知识”为主导的学科，诸如美术、文学、影视艺术、舞蹈、表演、建筑等等里面，所谓理论只有极其有限的用途。大家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数学、物理领域里的理论家叫做权威，而在美术、文学和影视领域里的理论家相比与这个领域里的实践家们（画家、作家、导演、演员和建筑师等），仿佛只是在挣最低工资的人（minimum salary)。
“全球化教育”可以怎样帮上忙？
从本质上，“全球化教育”其实很简单，它指的是——植根在一个国家地区的个人，如学生，如何利用一切能利用的教育资源——海外教育、国内教育、网络教育，使自己所接受的整体教育涵盖来自全球的知识、信息和理念。
“全球化教育”如何能帮上忙，帮助我们学会学校无法讲授、老师无法传授的内隐知识呢？很简单，创意只能通过学习创意家们的创意作品、创意人生、他们产生创意的前因后果、中间所做的选择，分析每一个创意案例，逐步地吸收，将这些创意的元素有机地融为我们自己创意思维的一部分。这种从案例中学习创意的最好例子就是商学院，商业领域故然有其理论，但是学习商业领域里面的内隐知识的最好途径就是掌握一个个商业成功与不成功的案例。
那么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把我们学习的对象扩展到世界的创意家们身上呢？中国曾经是历史上最富有创意的民族，但从五百年前开始一直到此刻，我们滞后了。因此，有必要将我们的视野开阔，投向全世界的创意家们，认识他们，了解他们，解读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人生，他们的创意来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可以将这些创意的元素收于内心，渐渐地，我们脑海里也会形成自己独特的创意体系。
美国作家马克西•伦纳(Max Lerner)说过一句话：“一个作家如果想谋生存求发展，不仅仅是跟随情感将字句放在一起，他的内在思维一定要是有机的。”（If a writer is to grow and survive as a writer, and not just a fellow going through the emotions of putting words together, something in him must be organic.”) 通过“全球化教育”学习领会掌握创意的过程，就是形成一个有机的创意思维的过程。
[1] 见《离散数学》杂志，27卷，1979年（47-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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